齐鲁烽烟--徐向前（第三部分）

       白彦战斗（1940年3月）：一一五师为巩固和扩大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鲁南根据地，一九四O年初，南下郯（城）马（头）平原，攻克郯城。三月间，复挥师费西地 区，与敌三次争夺重镇白彦，歼敌八百余人，开辟了费县、滕县、邹县、曲阜、泗水边 根据地。

       抱犊崮反“扫荡”战斗（1940年4月）：四月中旬，敌人调集邹县、滕县、枣庄、 峄县、临沂、费县等地的日伪军八千余人，对我抱犊崮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一一 五师主力与地方武装配合，一个月内作战三十余次，毙伤敌二千二百余人，粉碎了这次 “扫荡”。

       反“扫荡”的零星战斗几乎天天进行，不可胜数。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军民从一 九三八年下半年至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共进行大小战斗二千余次，毙伤俘日军松井山村 中将以下近二万名、伪军二万五千余名，破坏公路一万二千里、铁路五百余里，击落敌 机三架，击毁兵舰一艘、汽艇七只，炸毁汽车八十六辆、火车头三十六个、列车车厢一 百六十二节。这些胜利，充分显示了敌后游击战的强大威力，显示了我根据地军民的顽 强战斗意志，使日军一次次的新“扫荡”均告破产。我军愈战愈强，在战术思想、指 挥艺术、战斗作风、组织纪律性等方面，获得了长足进步。这样，就为我们向更大规模 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方向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打退国民党次反共高潮

       在山东，也像冀南一样，我们既要对付日伪军的“扫荡”，又要应付国民党顽固派 的摩擦。

       山东的顽固派，是沈鸿烈，第二是秦启荣。秦启荣在前台，沈鸿烈在后 台，堪称摩擦专家。他们的反共小册子里公然写道：“打倒阴谋多端的共产党”，对共 产党和八路军要“见人就捉，见就下，见干部就杀”，“有损抗战的力量，亦在所不 计”。他们还提出“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以组织对 组织，以军事对军事，以特务对特务”等口号，反共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在沈鸿 烈、秦启荣的唆使与指挥下，国民党顽固派屡屡制造军事摩擦，向我根据地和游击区频 繁进攻。一九三九年三月下旬，秦启荣指挥所部王尚志三千余人，于博山、益都交界的 太河镇，伏击我第三支队的干部队和掩护部队，杀害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 以下四十余人，扣押二百多人。八月上旬，秦启荣乘我第四支队在泰莱公路出击敌人的 机会，指挥顽军袭击我后方根据地莱芜的雪野，使我伤亡二十余人。八月中旬，在淄河 流域，他又指挥所部将我三、四支队包围十余天。这些，就是当时山东有名的“太河 事件”、“雪野事件”、“淄河事件”。在鲁西北，石友三部亦加人摩擦行列。据统计，自 一九三九年六月至十二月，我军在反“扫荡”中战斗二〇九次，自身伤亡一千二百四 十三人；而国民党制造摩擦九十余次，竟使我伤亡达一千三百五十人，被俘八百一十二 人，损失远远超过敌人的“扫荡”，简直令人发指！此外，顽固派还采取伪装八路军的 手段，四处大烧大杀大抢，造谣惑众，嫁祸我军，甚至派遣特务刺探军情、组织暗杀 团、进行策反等，在我根据地内大搞破坏活动。

       山东顽固派制造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摩擦，绝不是孤立的。它是蒋介石次反 共高潮的先声，是其企图全面破坏国共合作、准备投靠日军的重要步骤。毛泽东同志在 揭露反共顽固派时说：“在湖南就闹平江惨案，在河南就闹确山惨案，在山西就闹旧军 打新军，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在鄂东就闹程汝怀 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外部的‘封锁工作’， 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 国奴。”（《毛泽东选集》第七〇九至七一〇页）

我们的反顽斗争，是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方针、原则进行的。这就是： “既统一，又独立”，“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 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 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等等。

       首先是要对国民党营垒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随着顽固派制造摩擦的日益加剧， 流血事件的不断发生，我们队伍里有些同志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国民党的上层人物 都不是好东西，和他们搞统一战线，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坚持 对国民党营垒的上层人士作具体分析。在这个基础上，统一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确定我 们的对策。

       就拿国民党在山东的头头于学忠、沈鸿烈来说，二者是不同的。于学忠是原东北军 的，西安事变后与我党有过合作关系，在蒋介石那里并不吃香。蒋介石一面利用他，一 面排挤他。他明白，我们更明白。因而，尽管他有时不得不对我们态度强硬些，但并没 有说过八路军多少坏话，是留了回旋余地的。这就是中间派的立场和态度，属于我们的 争取对象。沈鸿烈则是典型的顽固派，死心塌地，反共到底。他不仅积极“限共”，制 造摩擦，而且暗中授意秦启荣部，秘密勾结日军，订立“共同防共协定”。他不断向蒋 介石、何应钦告八路军的黑状，今天说我们“游而不击”，明天说我们“进攻中央军”。 于是，何应钦等人就在重庆大放厥词，说“徐向前不打敌人，专打沈军”云云，真是 荒唐可笑。一九四〇年六月，就在我将离开山东的前夜，沈鸿烈趁我军在新泰、蒙阴以 东山区与敌激战的时刻，竟指使所部突袭、占领我黄庄阵地，从背后给了我们一。事 后，他大造舆论，诡称“中共军不战而退”，又倒打了一耙。像这种家伙，只能是我们 的打击对象。

       再拿国民党军队来说，也是有区别的。东北军是杂牌部队，驻山东两个军，万毅、 解方等同志在那里积极进行党的工作，多数官兵愿意抗日，极少同我们闹摩擦。双方有 了矛盾，交涉一下，互相忍让一下，就能解决。鲁西北的范筑先部，原来就同我们建立 了较好的合作关系，范老先生殉国后，参谋长王金祥公开反共，分化出去一部，其余接 受我党领导，改为八路军筑先纵队。石友三部则变了卦，完全听命于河北张荫梧的指 示，成为冀南和鲁西北制造摩擦的急先锋。鲁南的秦启荣部，有沈鸿烈撑腰打气，更是 凶顽不可一世。所以毛主席说：“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 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这是一点都不假的。

       秦启荣、石友三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石友三那里，有个将领叫高树勋，就反对石 友三的那一套。后来，我党我军反击石友三，石率部南窜，不久即被高树勋杀掉了。解 放战争初期，高树勋率部起义，参加解放军。秦启荣那里，有个张里元，我们做了不少 争取工作。他反共不那么积极，我们的部队在他防区里活动，他大面上过得去，通过他 的防地去打日本，他也让你过去。一般情况下，极少主动向我们挑衅。

可见，不仅对国民党营垒应作具体分析，对顽军内部也应作具体分析。顽固派毕竟 是少数。有了具体分析，才能区别对待，才能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大限度地孤 立顽固派。

       其次是政治揭露与军事打击相结合对付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必须公开揭露，晓谕 国人，使其丑行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沈鸿烈、秦启荣每次制造摩擦事件，我们都 通过发表抗议、声明、通电、报纸宣传、张贴标语传单、举行群众集会、致友军信件等 形式，说明事实真相，揭露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及其散布的种种谎言。政治 揭露及时、有力，中间派便容易同情我们，顽固派的处境便日趋孤立。另一方面是军事 上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顽固派背信弃义，无法无 天，打进你的家里来了，大烧大杀大抢，不反击行吗？是不行的。有次，秦启荣指 挥部队围攻我军，我们忍无可忍，反击了他一下，抓了他们一些人，缴了一些，他就 派人来和我们谈判。好啊！谈了几项双方应当避免摩擦、共同抗日的条件，我们把俘获 的人还给了他们，够仁至义尽的了。可是，此人不讲信义，过后仍然搞摩擦，而且一 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九三九年八月，秦启荣指挥所部连续制造“雪 野事件”、“淄河事件”。在淄河流域，集中四千余人围攻我军达十余日。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就不客气啦，决定发起反顽战役。由张经武、王彬同志在前面指挥，山东纵队 、三、四支队参加。几天之内，我军连续作战，攻克淄川、博山以东的峨庄、太 河、朱崖等地，将秦启荣部完全击溃，收编了他的一部分队伍，共缴两千余支。秦启 荣率残兵败将，逃到张店、博山以西，胶济路以南去了。一九四〇年三月，石友三勾结 日军，猖狂向我冀南边区进攻。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我鲁西部队与冀鲁豫、冀中、冀 南的部队并肩反击石逆，经两个多月的战斗，取得了溃敌两万五千余人的胜利。后石友 三又纠集三万余人，向濮阳、清丰、范县等地进攻，被我冀鲁边的部队再次击溃。山东 地区及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反顽军事斗争，对打退蒋介石的次反共高潮，起了 支柱作用。

       再次是适可而止。反摩擦斗争，是在大敌当前、国共保持统一战线的总形势下进行 的。目的在于自卫，在于以斗争求团结，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 力。因此，我们的反击就要有个限度，绝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有的同志出于对顽固派 的仇恨，又见我们连续取得反顽斗争的胜利，头脑有点发热，总想扩大范围，无休无止 地打下去，用杆子“统一” 一切，“解决”一切。对于这种急躁盲动倾向，我们有所 警惕，发现后及时进行教育和纠正。毛主席“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思想，十分英明，是我们胜利进行反摩擦斗争的正确指针。

       我在山东的工作时间，整整一年。一九四〇年六月，党中央通知我去延安参加 “七大”，便没有再回来。一年的工作中，领导层里基本上是团结的，也有些矛盾，但 尚未发展到影响工作的地步。后来，刘少奇同志去山东指导工作，对增进领导班子的团 结，加强根据地建设，有重要推动作用。山东军民在朱瑞、罗荣桓、黎玉等同志的领导 下，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度过一九四二年的艰难阶段，迎来了总反攻的时刻。山 东军民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同仇敌忾，英勇善战，共作战两万六千余次，歼灭日伪军 五十余万人，八路军发展到二十七万人，地方武装五十万人，根据地约一千七百万人 口，成为华东地区的坚强战略堡垒，为争取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