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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烽烟--徐向前(第二部分)

发布时间:2022-6-20    本文被阅读 3553 次

       另外,还注意了发动群众争取民主,促使国民党政权民主化。

       国民党政权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有进步的,中间的,顽固的,也有汉奸、特 务,五颜六色,不一而足。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 力,尽力促使其进步化、民主化。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经常通过宣传舆论、派人谈 判、召开宪政促进会等方式,要求国民党的各级政府官员,从抗日大局出发,贯彻三民 主义,实行减租减息,免除苛捐杂税,改良人民生活,打击和清除汉奸势力。就是说, 要他们多办好事,少干坏事。统一战线的基础力量,是人民群众。民心不可侮。国民党 有些人士也懂得这一点。我们就发动群众,对付他们,制约他们。一九三九年日军对鲁 中大“扫荡”前,国民党顽固派把山东的所有群众抗战组织通通解散,以官办“群众 团体”取而代之。这些“群众团体”平时耀武扬威,摇旗呐喊,颇有点声势,但一到 “扫荡”来临,便同国民党官员一样,夹着尾巴逃得不见踪影。国民党搞“官办”,我 们就搞“民办”,在各地发动群众,组织自己的抗日团体,什么宪政促进会啦,妇女救 国会啦,自卫团啦,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猛烈扩展,形成强大的洪流,压迫国民 党政权倾听群众呼声,不能为所欲为。在我根据地内,各种群众团体是民主政权联系群 众的桥梁,八路军的得力助手,对粉碎敌人的“扫荡”,巩固和扩展根据地,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在此期间,我和于学忠进行过一次谈判,内容也是谈政权问题。于学忠住在东 北军驻地,距我们只有三四十里。解方同志在东北军,当时叫解沛然,从事我党的秘密 工作。有天夜里,我和朱瑞等同志按照事先约好的地点,与解方同志会见。他汇报了对 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情况,介绍了于学忠的政治态度,认为此人原是张作霖、张学良的老 部下,在国民党里受排挤,倾向联共抗日,属于中间派,可以争取,但目前对我们建立 政权很不满意。军政委员会商量的结果,决定由我出面,代表八路军和于学忠进行一次 正式谈判,缓和矛盾,争取他向我们靠拢,以便更好地孤立顽固派沈鸿烈、秦启荣等。 一天,我带上警卫参谋,骑马到于学忠住地,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双方先是讲了一 些联合抗日的话,强调在东北军和八路军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应当团结对敌。接 着,他的话题就转人政权问题。他说,你们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八路军是军队,不能搞政权,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哇!我说,我们是抗日的军队, 要搞抗日根据地,就得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有了政权,有了群众,才好打日本鬼子。 而且,不建立政权,我们没有饭吃。你们的政府,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弹, 连应该发给八路军的薪饷都不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他说,各级政府要由我们委 任,不经过我们任命,不能算数。我说,关键在于群众是不是拥护,我们的抗日民主政 权是经群众民主选举产生的,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这是民主,同你们的委 任根本不同。群众不拥护的东西,委任了也没有用!围绕政权问题,双方针锋相对,争 论了两个多小时,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因他是我们的争取对象,我在谈话中注意了掌握 分寸,留有余地,求同存异,避免把关系搞僵。

       谈判回来,我们仍按自己的办法干,到处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于学忠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拿八路军没办法。独立自主嘛,不搞政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 战线”,手脚被人家捆住,八路军就不可能生存、发展、壮大。军政委员会在这个问题 上思想统一,决心也大,因而短期内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

       发展武装力量

       八路军有了武装力量,才能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反转来说,有了政权,又为武装 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巩固和扩大政权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武 装力量,是我们面临的又一项紧迫战略任务。

       当时,党根据相持阶段的斗争形势,确定了巩固华北根据地,重 点发展鲁苏皖豫鄂五省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山东人多多,大有发展潜力。要求我们将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争取在一九四〇年内,将八路军正规部 队和游击队发展到十五万人,地方武装达百万以上。目的是坚持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 地,伺机向华中发展。山东的武装力量有个大发展的局面,对华北、华中的抗日战争, 无疑具有重要策应作用。

       我们抓部队的发展,首先注重质量的提高。质量是基础。部队质量提高了,是不发 展的发展,不扩大的扩大。有人才,有干部,有优良的军政素质和传统作风,要成倍成 倍地翻番,就不发愁。红军时期大发展的经验,早就证明了这一点。

       山东部队的质量情况怎样呢? 一个是一一五师的部队。它从山西进人山东后,虽然 补充了不少新成份,但干部大多是红军时期的指战员,不论军事训练、政治工作、管理 教育、战斗作风等方面,都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师政委罗荣桓同志,长期跟 毛主席在一起,对建军和作战思想体会很深,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这支部 队素质好,战斗力也强。当然,山东抗战的新形势、新特点,以及新成份的大量涌入, 也使部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加强建设和提高的问题。另一个是山东纵队。它是抗战初期 自力更生、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发展到那么大的规模,担负那么 繁重的任务,很了不起。曾经指出:“山东工作在同志们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 成绩。(在)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单独已经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这个 评价,是适当的。当然,也正因为部队成立后,缺乏有经验的军事领导骨干,发展又比 较迅速,因而没能达到抗战需要的水平。例如,政治工作部门不健全,党的基层组织薄 弱,干部的政治军事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缺乏,组织纪律性不够严格,等等。这就说 明,不论老部队一一五师或新部队山东纵队,都提高质量,才能够适应大发展的任 务和要求。

       提高质量主要是抓部队的教育和训练。我们办学校,办教导队,办参谋集训队。每 个团或支队,都开办干部培训班。另外,还送一些干部去抗大山东分校,进行培养。我 们要求团以上干部在政治方面,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历史 唯物论、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军事方面,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 的战略问题》、游击战术、苏军野战条令,以及研究日军的战略战术。对营以下干部的 学习内容,也作了具体规定。领导干部亲自讲课,是条法规,这也逼着他们自身首先要 学好。

       两支部队,交流人员,取长补短,是有效方法。一一五师战斗骨干多,我们报请中 央批准,从那里调了两千多人到山东纵队,充实骨干。山东纵队的干部,熟悉山东的地 理环境、风俗民情,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也从中抽调了一些去一一五师,帮助他 们开展工作。一九四〇年,因一一五师担负的作战任务很重,需要大批兵员,山东纵队 一次就拨给他们三万余人。这两支部队的人员交流,对迅速提高质量,增进了解,共 同战斗,起了有效作用。

       在实战中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也是重要一环。那时,战斗频繁,部队不断转移和 作战,是很实际的锻炼。我印象里,一支部队在一个村子里,连续住一个星期的情况极 少。游击战嘛,就是打了走,走了打,转来转去,在一个地方住不了两三天。这支部队 走了,那支部队又来,反正地盘只有那么大,常来常往就是了。新兵多,行军、宿营、 作战缺乏经验,什么警戒啦,联络啦,疏散啦,埋伏啦,夜袭啦……靠在实践中锻炼。 老部队行军后宿营,懂得用热水泡泡脚,消除疲劳;新部队就不懂,你叫他洗都不洗。 一天急行军下来,脚上打泡,走也走不动。尝到了苦头,才懂得洗脚的重要。为迅速提 高部队的战斗力,每打一仗,我们战前周密计划,精心布置,深人动员;战后及时总结 经验教训,让指战员明白胜利是怎么得来的,失利是如何造成的,提髙自觉性,减少盲 目性。像孙祖战斗,日军出动四百多人,被我一个支队包围,歼灭二百余,是个不小的 胜利,但也存在问题。优点是侦察清楚,决心果断,地形选择适当,集中了优势兵力; 缺点是下级指挥员不机动,通讯联络不好,追击动作缓慢,因而未能达到全歼敌人的预 期目的。我为此专门做了总结报告,对干部进行教育。这样的总结经常进行,很有 益处。

       在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扩大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数量,造成武装力量大发 展的局面。部队经过一九三九年下半年的整顿,质量明显提高,军政委员会决定积极扩 展队伍,以便更好地担负起规定的战略任务。那时,国民党利用群众的抗日情绪,进行欺骗宣传,拼命在各地扩展实力,为积极反共作准备。短期内拉起的民团、游击军 之类的队伍,达十万之众。我们如果忽视了部队数量的扩展,就难以形成自己的优势, 不仅经不起对日作战的长期消耗,而且有被国民党顽固派挤掉的危险。一九四〇年,是 山东武装力量大发展的一年。我们有了较巩同的政权,有坚持抗战的决心和威望,有一 支军政素质较强的正规部队,为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部队和地方党在发动群众参军 的同时,也注意了争取和收编杂色武装的工作,在鲁中、鲁南、胶东等地区,收编了数 十股大小杂色武装。山东纵队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是二万五千人,到一九四◦年上半 年,即发展到五万一千余人(不包括调给一一五师的三万二千人)。一一五师一九四〇 年初是五万八千余人,到九月就发展到七万多人。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武装自卫团等地方 武装也有很大发展。

       六月间,山东纵队开始整编、整训。不久,将所属部队正式编为五个旅,四个支 队。一旅旅长王建安(兼),政治委员周赤萍;二旅旅长孙继先,政治委员江华(兼); 三旅旅长许世友,政治委员刘其人;四旅(后组建)旅长廖容标,政治委员汪洋;五 旅旅长吴克华,政治委员高锦纯。支队司令员胡奇才,政治委员王子文;第四支队 司令员赵杰,政治委员王一平;第五支队司令员王彬,政治委员王文;独立支队司令员 邵子厚,政治委员朱则民。

       军队的物资供应问题,亦有改善。部队虽然扩展了,但因有了政权,得到人民群众 的积极支持,筹粮、筹款、筹物资比过去好得多。那时是战争环境,群众生活很苦,尤 其是沂蒙山区,粮食产量很低,青黄不接的时候,群众靠吃糠、吃野菜度日。我们不能 与民争食,部队所需的粮食、物资,尽可能地取之于敌。

       粉碎新“扫荡”

       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起,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明显增加,愈演愈 烈。这种相持阶段的“扫荡”,与战略进攻阶段有不同的特点。所以,我们称之为新 “扫荡”。

       我当时对这种“扫荡”的特点,作了如下的概括:

       (一) 敌人把后方转变为前线;

       (二) “扫荡”是不平衡的;

       (三) 敌人以堡垒形成巩固的点和线;

       (四) “扫荡”次数增多,时间短促;

       (五) 以“游击战”对游击战;

       (六) 实行烧杀与封锁政策;

       (七) 强化汉奸政权,利用汉奸、特务进行破坏;等等。

       针对敌人新“扫荡”的特点,我军采取游击、破袭、麻雀战等作战手段,不断给 敌人以有力打击。

       下面,是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战斗。

       苗山战斗(1939年6月):六月下旬,日伪军三百余人进占莱芜的苗山。我纵队一 个连,乘敌在河里洗澡的时机,发起突袭,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后敌从莱芜城调来援 军,我军依托山地,与敌激战竟日,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迅速转移。共歼灭敌百余名, 俘敌数十人。

       大郝家埋伏战(1939年7月):大郝家位于龙口至招远的公路附近。据侦察,敌每 天有汽车通过。七月三日,我纵队一部以集束手榴弹埋在公路上,设置伏兵,一举炸毁 敌汽车三辆,毙敌中川清秀指挥官以下三十余名,缴轻机一挺,长短四十余支,子 弹三千余发。

       梁山伏击战( 1939年8月):七月间,我一一五师一部在泰西、运西地区,经东 平、宁阳等战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八月初,敌从津浦线抽调炮兵一部和步兵长田敏 江大队共六百余人,经汶上向梁山一带进犯。我一一五师一部六百人在梁山附近设下伏 击圈,将该敌包围全歼,缴获大炮三门、轻重机二十余挺、步二百余支,创造了以 相等兵力全歼优势装备敌人的模范战例。战后,敌疯狂进行报复,出动五千余人及汽车 百余辆、装甲车四十余辆,对鲁西平原反复“扫荡”。我军利用青纱帐掩护,不断袭击 敌人,仅一次战斗即毙伤敌二百余名,毁汽车十余辆、装甲车三辆。历时一个月,终于 使敌人的“扫荡”失败。

       冶源战斗(1939年9月):冶源为临朐县的重镇之一,有日伪军一百余名盘踞。九 月十一日我纵队一部向守敌发起突袭,激战三小时,攻克该镇,歼敌五十余名。

       五井战斗(1939年10月):十月二十五日,青州、临朐守敌日伪军四百余人出动, 向五井我军驻地突袭。我军顽强抗击,在增援部队配合下,经一天激战,将该敌击溃。 缴获轻重机四挺、长短三十余支、子弹五万余发,毙伤俘敌青州守备队长有田以下 近二百名。

       泰山反“扫荡”战斗(1939年11月):十一月上旬,敌从泰安、莱芜、博山等十 一个县,出动步、骑、炮兵两千余人,兵分八路,向我泰山根据地腹心地带合击。在一 周时间内,我军采取侧击、尾击、奇袭等战术,打击敌人。经金牛山、陈林、马鞍山、 大王庄、龙磨角、章莱路、下游庄等一系列战斗,共歼敌近三百人,使敌人的“扫荡” 破产。

       总破袭战(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为粉碎敌人的冬季“扫荡”,从一九三 九年十二月至翌年一月,我鲁南、鲁西、鲁北、胶东各部队,发起总破袭战,破坏敌人 控制的铁路、公路,袭击重要据点,牵制和迟滞敌人前进。六次破袭战,共破坏铁路、 公路数百里,炸毁火车一辆、桥梁十余座,收割电线一千多斤,零星歼敌数千名。

       孙祖战斗(1940年3月):三月中旬,沂水、朱位、东里店、铜井、莒县五个据点 的敌人,出动四百余人,向我纵队司令部活动的岱庄、孙祖地区进击。我们调山纵二支 队及一个交通营,在孙祖和铁峪一带山地设伏。十六日战斗打响,激战两昼夜,共毙伤 日军二百余名,缴获一批马匹、车辆、武器弹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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