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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父亲赵杰将军

发布时间:2022-6-24    本文被阅读 3552 次

       1913年正月十四,我的父亲赵杰出生在大别山区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1996年正月十四病故在北京。他在这个世上整整活了八十三年。他十五岁参加红军,68年军旅生涯,经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在人民军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

       父亲已离开我们22年了,22年来,每到他的祭日,我们子女齐聚他的灵前,祭奠缅怀他老人家。岁月流逝,带不走的是我们对他的无尽思念……

       一:少小从军,开始戎马一生

       父亲的老家是河南省商城县上石桥乡,这是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地方。爷爷是个种地、木工、瓦工、纺织、打鱼样样都会的能工巧匠,经常走村串乡为乡亲们干活。但在旧社会纵有一身本事的爷爷也难以维持8口之家的生活。父亲的三个哥哥都是地主家的长工。我的大伯白天给地主干活,晚上跟爷爷打鱼,苦熬苦作,才21岁就累的得了痨病没钱治死去;我的姑姑18岁时也因得重病没钱治死去。我的父亲12岁就给地主当小长工,除了放牛还要干许多杂活,吃不饱穿不暖不说,还经常挨打挨骂。因为爷爷走南闯北认识了很多人,结交了不少地下共产党员朋友,他们经常到我们家开会商量事,他们一来我奶奶就拿着针线活到村口望风。从这些共产党员嘴里,我父亲知道了南方正在“闹红”,红军领着穷人“打土豪分田地”。1928年2月他刚过完15岁生日,就在地下共产党员下参加了红四方面军,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一生。

       当初父亲参军就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当红军有吃有穿”,可以过上不受地主老财压迫的好日子。在红军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在党的教育下,父亲懂得了革命道理,他作战勇敢不怕死,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时的一系列战斗。在林弹雨中他迅速成长,很快由战士提拔为班长、排长、连指导员……。他入伍当年加入了共青团,1932年转党,他在党旗下宣誓,立定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初心。

       二:九处伤疤、战争留下的印记

       父亲身上有九处伤疤,都是红军时期作战负伤留下的。当时他是基层指战员,打仗时冲锋在前,6次负重伤,其中3次贯通伤。父亲讲过他左前胸到后背的一处贯通伤的来历:那是一次打土豪,土豪家的围墙很高,红军战士要靠搭梯子冲上去,土豪的家丁用长竹子削尖了裹上棉花浇上煤油点着了从围墙上往下刺杀红军战士,父亲冲在d一个,一下子被家丁们用竹签子刺穿左前胸,从梯子上坠落下来,被紧急送往后方医院,因抢救及时保住了一条命,留下了一处贯通伤疤。还有一次,也是在根据地时与国民党军作战,我父亲在战壕里看到一个头戴大盖帽的军官举着手冲上来,他跳出战壕,左手一下子抓住那家伙的口,右手拿手抵住他的太阳穴,两人同时开,那家伙的天灵盖被打飞,我父亲的左手心留下了一处贯通伤。

       父亲生前曾不无自豪地对我们说:我的伤都是正面伤,没有一处逃跑时负的伤。

       三、经受考验,立定初心不改

       1931年前后,当时领导人执行“左”的错误路线,在红军中大抓捕所谓“托派”、“AB团”,把不少红军指战员抓起来批斗、杀害。我父亲当时只是一个连级干部,也被抓起来,说他是“AB”团,吊起来用子弹崩肋条,逼他承认。我父亲不识字,啥叫“AB”团都不知道,正在这时,当时担任保卫科长的丁武选同志路过。他是个有经验有水平的老保卫干部,他一看我父亲吊在房梁下,就喝令那些拷问我父亲的人:他还是个孩子,什么AB团?放下!放下!因为我父亲从小受苦营养不良,长得又瘦又小,十七八岁的人看起来像十三四岁的少年,就这样我父亲躲过了一劫(丁武选同志解放后被授予少将军衔,是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

       政治上受委屈,没有动摇父亲跟着党干革命的决心,只是让他懂得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在战争年代艰苦的生活也考验着每一位战士。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要珍惜粮食,他说挨过饿的人知道粮食的宝贵,他说战争年代几天吃不上饭是常事。尤其长征时过草地,当时他是43团政委,率部担任方面军后卫,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四方面军三过草地,后卫团边打仗边收容,任务繁重,过草地时前面的部队把能吃的草根、草籽都吃光了,他们吃什么?实在饿极了,他们把前面部队的马粪人粪中没消化的草籽青稞粒扒出来洗洗煮了吃。徂徕山起义时,山上的游击队没粮食,山下老百姓有的卖了土地买了粮食送上山,有的把种子粮也送给游击队,老乡自己吃地瓜杆,甚至吃观音土。艰苦的生活磨炼了父亲的意志,养成了他吃苦耐劳的品德。

       四、听党指挥,党指向哪里就在哪里战斗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父亲一生多次调动工作,党派他到哪里,就在哪里战斗,红军时期他当过指导员、宣传队长、经理部主任、团政委,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前他被调到延安红军大学(抗大前身)学习,1937年底被党派到山东参与领导了徂徕山起义,当了游击支队副司令,手把手训练老百姓拿起武器抗击日寇。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他被派到东北接管了被苏联人控制的旅大警察总局,担任总局长。解放战争中,曾任辽宁军区副司令员、辽北军区副司令员,参与组建我军d一战车师。建国初,父亲任东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抗美援朝中,任志愿军坦克指挥所主任。回国后任沈阳军区装甲兵司令员。1960年又调到d一坦克学校任校长。

       “文革”中被造反派批斗关押,恢复工作后又被派到河北井陉担任某国防工程指挥部主任,到湖北襄樊担任五七干校校长,直到在军委装甲兵副司令任上病故。

       他做到了一切行动听指挥,只要是上级命令,他从不讲价钱,二话不说打起背包就出发,他能上能下,不计名利地位,他就是一个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共产党员、革命军人。

       五、喜结良缘,革命夫妻相伴一生

       我的母亲王华,原名王福珍,是徂徕山脚下茅茨村一户耕读人家的独生女,抗战前正在泰安教会学校德贞女中读书。日本鬼子来了,书读不成了,她辍学在家。这时家乡已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徂徕山起义成功,她跟着游击队女战士挨家挨户宣传抗日,组织妇女救国会。她的小学老师孙明同志是地下共产党员,他看我母亲一表人才,又有文化又积极抗日,我父亲也符合当时部队对干部结婚的条件,于是当起了媒人。我外祖父王学沧是当地王姓大户的主事人,曾经被日本鬼子逼着去掩埋被残杀的同胞,他恨死了日本鬼子。他择婿有三个条件,d一条是抗日的;d二条家中没有老婆的,女儿不能当二房;第三条不能有抽大烟等不良嗜好的。我父亲前两条都符合,因为从小家贫生了天花没钱治落下了浅麻子,再加上面黄肌瘦,外祖父以为他抽大烟造成的,当他了解了我父亲的苦出身及红军时期受的苦后,看出来我父亲是条硬汉子,于是同意把宝贝独生女嫁给他。1939年2月,就在徂徕山磨山峪村,我父亲、母亲结为夫妻,从此他们并肩战斗生活了57年。

       战争年代,父亲母亲聚少离多,解放后母亲随父亲多次调动工作。母亲是齐鲁儿女,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她认为妻子除了干好自己的工作还要相夫教子,当个贤妻良母。她细心安排父亲的吃穿,把父亲的生活打理的井井有条,家务事从不用父亲操心。文革中,造反派说旧社会能上学的都是有钱人,硬说我母亲是阶级异己分子,逼着我父亲和母亲离婚。我父亲说:“我相信群众相信党,如果组织上调查结论说王华是敌人,那我听组织的。但我知道她早年参加抗日,一辈子革命。”硬是把造反派怼的没话说。他们一辈子相亲相爱,我们子女从没见过父母红脸吵架,见到的都是夫唱妇随,他们称得上是革命夫妻相伴一生的模范。

       六、言传身教,树立革命家风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父母养育了我们六个孩子。在我们家没有成文的家规家训,父母也很少板着面孔正襟危坐的教训我们。他们用行动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标杆,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们受益终生。

       父亲身经百战,多次负伤,又常年受肠胃病的折磨,虽然身体瘦弱,但总是腰板挺直,军容严正。他给我们六个孩子起的名字中都带一个“军”字,彰显了父母革命军人的职业特点。父亲常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如果我不参加红军,怎么可能从河南来到山东和你妈妈结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咱家”,这句话深深的扎根在我们心里。

       父亲参军前没上过学,参军后他刻苦的、如饥似渴的学习。他说当年行军路上,他经常是行军前让有文化的战友把字写好,行军时贴在前面战友的背包上,他一路行军一路念叨,休息时就拿个树枝在地上一笔一划地学着写。在抗大学习时,他是文化低的一个,他边学文化边学政治及军事,愣是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和我母亲结婚后,上过中学的母亲就成了父亲的专职教员。战争年代他们聚少离多,每次离别前母亲都要给父亲留“作业”,再见面是先“考试”,看父亲记住了没有。到后来,一个大字不识的父亲不仅能看书看报,还能写文章了!解放后,他参加“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征文,他写的回忆董振堂和罗南辉两位将军的文章入选征文集并获了奖。晚年他还苦学苦练画梅花,他画的梅花图还参加了一次将军画展。他为各级党史资料研究部门撰写了约20多万字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在他病故后结集,迟浩田将军为文集题写了书名。从目不识丁的放牛娃到能著书写文章,父亲求知的渴望、刻苦的精神、顽强的毅力,给我们子女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1945年7月出生在日照八路军的野战医院里,出生不到两个月,父母奉调北上进军东北,由一个老马夫挑着担子把我送到我母亲的娘家—徂徕山脚下的茅茨村。年近60岁的外祖父外祖母看着嗷嗷待哺骨瘦如柴的小婴儿束手无策,是茅茨村的妇女们养活了我,当时全庄正在喂奶的妇女都喂过我,母亲每次讲完我小时候的故事都要嘱咐一句:你是吃百家奶长大的,是徂徕山的老百姓养育了你,你不要忘本!

       为了教育我们不忘本,父母还注意培养我们的劳动观念,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家种了麦子,种了菜,还养了鸡养了兔。我和大弟弟走读,每天下了学都要帮家里种地、喂鸡喂兔子、。

       我们家孩子多,家乡又有亲戚要照顾,经济拮据,母亲精打细算,她买了一个二手缝纫机自己给我们做衣服,她还学会了理发,我家四个男孩子成人前没进过理发店,都是母亲给理发。父亲还经常挖野菜给我们吃,告诉我们他小时候经常吃野菜,参军后更是常常以野菜充饥。他告诫我们要珍惜粮食,我们家吃饭不许剩,吃多少盛多少,掉桌上的饭粒要捡起来吃掉。吃完饭要自己刷自己的碗,减轻炊事员的负担。穿衣服也不许挑挑拣拣,大的穿了给小的穿。我上大学后的一天我家小六子返家路费丢了,到学校找我要路费,我同学大惊小怪的说:“你弟弟还穿补丁衣服?哪里像个将军的孩子”,其实我们家穿补丁衣服补丁鞋是常事。

       父母在单位都是领导干部,可他们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对待身边的服务人员如同家人。有的警卫战士只比我大一两岁,父亲也让我叫他叔叔,说他是我的同事,你就要叫他叔叔……这些小事无形中教育者影响着我们,我们知道了父亲出身贫苦,不忘劳动人民本色,我们懂得了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我们是革命后代,要不忘人民的养育之恩,生活上不能特殊化,要严格要求自己,总之,父母用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教育着我们。

       我的大弟弟,父母的长子赵建军烈士,1967年1月19日壮烈牺牲在援越抗美前线,他牺牲后,我父母给部队写了封信,在信中他们写到:……建军不幸牺牲的消息传来,如晴天霹雳,建军走的时候瞒着我们,后来我们知道他到了越南,我们预料到可能会有牺牲,因为我们都是从战场上过来的人,可万万没想到,年轻力壮的儿子会死在我们前头,我们悲痛,我们难过,但想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平静了许多,毛主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死就是死得其所。”建军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我们的儿子被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他为越南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共产主义事业流尽了z后一滴血,他死的光荣,我们于悲痛之中得到安慰,我们的儿子没有辜负党和毛主席对他二十多年的培养教育,没有辜负我们对他的期望。……我们老了,身体不好,不能重返战场,我们死了一个儿子,还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我们要叫他们继承建军的遗志,学建军的榜样,走建军的路……

       这封信寄到部队后,部队印了好多份发到前线连队。

       建军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追记二等功。他的成长离不开时代,离不开社会、学校的教育,更离不开革命家庭的培养影响。

       我们五兄妹在“文革”期间有的到军农连队锻炼,有的到北大荒当了兵团战士,有的当知青下了乡,后来我们都参加了军队,入了党,都在各自的岗位勤恳工作。现在我们都退了休,过起了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的生活。父母没有给我们留下金银财宝,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是珍贵的精神财富,他们不忘初心干革命的一生值得我们后辈永远怀念!

回忆我的父亲赵杰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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